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穆旦歸國後的工資
來源:《隨筆》 | 鄒漢明  2021年01月18日09:05
關鍵詞:穆旦

穆旦與夫人周與良是1953年1月回國的。他們先到香港,再從廣州一路北上。在上海站下了一次車,拜訪了周與良的姑媽周蕙芳以及巴金蕭珊夫婦後繼續北上。來到北京後,他本人在教育部招待所住了一些時日,學習並等待分配工作,但據週一良的回憶,那時他也“基本上住在北京家中,夜以繼日翻譯季莫菲耶夫著的《文學原理》”。5月,教育部分配他去天津南開大學。

天津是他的血地。他中學就讀南開中學,大學讀的是清華。三校南遷,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、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大,穆旦曾在聯大讀書,畢業後又留校擔任助教,故他對南開大學不陌生。南開大學那時有鄭天挺、馮文潛等他的師長和巫寧坤等老友。據巫寧坤回憶,穆旦去南開大學,是在他的“慫恿”下接受聘書的。而我們在教育部徵求他分配意向的“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登記表”“工作志願(地區)”一欄看到,天津還真不是他的首選。他填了“北京、華北地區”,北京在前,應是首選。不過,分配他去南開工作,也是他樂意的,畢竟查家和周家的根基都在天津。倒是安排他教書,他心裏不免打了一個咯噔。老實説,他口才一般。故在“工作志願”所要去的“部門”一欄,首填的是“文學研究工作”,其次才是“綜合性大學內教書工作”。

穆旦夫婦回國前在火車站與送行的同學朋友合影

穆旦擁有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證書。報到後,南開給了他一個外文系副教授的職稱。大學副教授的工資不低,筆者2004年2月3日在南開東村曾採訪與穆旦共過事的老鄰居、歷史系教授辜燮高先生,他回憶:

當時教授是分級的,一二級國家聘,三級天津市聘,四級以下學校聘,我和老查都是高教六級,周與良五級,都是副教授,足夠我們坐軟卧。高教六級的工資是一百四十九點五元。

辜燮高的回憶沒錯。在一份《查良錚被管制期間主要表現情況及處理意見》(1961年11月22日)的檔案材料中,筆者看到有“查原工資系教師級6級149.5元”的記載。而同為副教授的穆旦夫人周與良,因是芝加哥大學博士畢業,被評定為高教五級,工資比起六級來就要高一些。在一份組織填寫的“解放後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調查表”中,筆者也曾看到“周與良……五級177元”的記載。顯然,周與良的工資一開始就比穆旦高一個級別,數額多出27.5元。

穆旦在南開大學外文系擔任了甲乙兩個班級的英文翻譯課,工作量不算重。所教學生的知識水平參差不齊,跟上一代的學生那是無法相比的了。而當時國家採取的是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,外語教育中,俄語的地位早已超越英語。穆旦也懂俄語,他俄語的水平是能筆譯不能口譯,英語既能筆譯又能口譯,所以他課餘選擇俄語做書面的翻譯,而利用嫺熟的英語上講台謀生。但從他歸國後給梁再冰(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女兒)的信以及壓制時期的“交代材料”中可以知道,穆旦對教書其實並不喜歡,初試之下,即感到自己不適合吃這碗開口飯。他自謂“無英文口才”,對自己的教書能力也產生了懷疑。任教一個月後,即準備辭去教職。這事還專門向系主任提了出來。辭職原是因為他心裏有了決定以翻譯文學作品謀生的打算。翻譯,出版,拿版税,這是他天真的想法,此舉招致梁再冰等朋友的反對和規勸。但此時他已經開始大規模地翻譯普希金的詩了。顯然,他只懷着有版税進賬,生活大致不會發生困難這一樂觀的想法,卻沒有顧及時代嚴厲的因素。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。

1954年11月,南開大學外文系事件發生,此舉被認為對抗系領導。儘管南開大學最終對穆旦的處理網開了一面。但穆旦的工資顯然做了大幅度的下調。穆旦本人在“幹部工資級別登記表”(1965年5月19日)中填寫他1955年也即外文系事件發生後的次年,其生活費(不説工資)只有60元。説生活費而不説工資,穆旦的表述是清晰的。

根據穆旦自填的“幹部工資級別登記表”,此後,他的工資逐年有所增加。1956年,提高到行政十八級也即87元。1957年已經恢復到高教六級149.5元。(穆旦所填也並非無誤,他填“館員,6級,149元”。事實上,一九五七年他還不是南開大學圖書館的館員,他是1958年1月才調去圖書館的。此外,“149元”準確地説應該是“149.5元”。)

周與良曾在《永恆的思念》中寫到1959年開始,穆旦“機關管制三年,每月發生活費六十元”。“生活費”又來了。如果對照穆旦的自填工資(生活費)情況,60元的生活費,上面所述,他在“肅反”開始就“享受”過了,而不是開始管制的1961年。當然,從1961年開始,一直到1962年10月,穆旦一直領着這60元的生活費。這個數額,相當於國家各機關單位劃定的“右派分子”第三類人。根據當年的文件記載,這類人一般學術上有專長,工作需要,撤銷原職,留用察看,降低待遇,下放勞動鍛鍊,每月領的生活費也恰是60元。從1962年的11月份開始,穆旦又恢復了行政十八級即87元的低工資。此時周與良仍是五級177元。兩人相加,不算少,但日常開銷仍不敷所用,原因是穆旦家庭吃口多,除了家有四個孩子外,北京還有父母和妹妹的生活費也需要他負擔。

1965年,穆旦、周與良與四個子女的合影

某些言不由衷的無恥之徒也許會説:詩人也講錢嗎!這不能不想到魯迅的著名演講《娜拉走後怎樣》:“錢這個字很難聽,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,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,即使飯前或飯後,也往往有些差別。凡承認飯需要錢買,而以説錢為卑鄙者,倘能按一按他的胃,那裏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,須得餓他一天之後,再來聽他發議論。”無論過去或現在,權謀者是知道錢的厲害的,暗暗使一點小手段,緊一緊詩人的口袋,迫使他臣服,壓下他那顆總伸向雲端的腦袋。不過,有一段時間,穆旦確實可以不考慮工資的多少,那就是1958年之前,他有不少的版税收入。那時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了多種查譯普希金詩集,這份翻譯版税迄今難以統計清楚,但數量巨大的印刷量,版税一定在在不少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工資下調一點,對他也確乎無所謂,不會妨礙一家人的生活。對此,好友蕭珊的看法不無道理。外文系事件後,蕭珊曾同時收到他和巫寧坤的來信。蕭珊説穆旦對南開大學外文系停辦一事根本無所謂,反之,巫寧坤就很焦急。她認為“這跟物質基礎很有關係”。但是,1958年後,穆旦的譯著已無從出版,這就從根本上斷絕了他的很大一部分經濟來源,後來連那份組織填寫的“解放後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調查表”中關於“生活情況如何(收入開支、有無困難)”都做了“家有四個孩子,總收入264.50元,生活不夠寬裕。每月要借用,貼補”這樣的情況説明。

1958年1月,穆旦調去南開大學圖書館,現在分析起來,這未嘗不是他的幸運。圖書館館長馮文潛,一位老資格,又是周恩來的同學,德高望重,雖然時代的語境大變,但馮先生仍秉承老輩的風範,他對穆旦是愛護和惜才的。穆旦三年監管結束,圖書館立即草擬了一份《查良錚被管制期間主要表現情況及處理意見》書,這份“意見書”主要向上呈請解決穆旦的工資級別問題,其中有這樣的文字:

查原工資系教師6級149.5元,管制期間只發生活費60元,解除管制後擬按原6級降至9級,約相當於行政18級發給工資,以上意見是否有當,請批示。

馮先生的惜才表現在他真真切切地考慮到了員工的生活。此外,他還非常明確地表示,“我館工作需要,將他(穆旦)留在我館工作”。確實,即使在穆旦最艱難的時期,圖書館也並沒有將他一把推出,而是迅速地給上級打報告希望給他增加工資。請注意,這份“意見”所具的時間是1961年11月22日,那時,離穆旦解除管制的1962年1月4日尚有一個半月呢。

針對圖書館提前打出的報告,學校人事科的批覆是,於次年“十一月份起按行政18級發給工資”。圖書館的急人所急與學校當局的磨蹭拖拉,恰成一個對照,前者的温情反襯出後者的冷漠。而敏感的詩人,他怎會感知不到這背後種種有意的刁難。

沒有資料表明,穆旦此後的工資是否恢復到了最初任教時的高教六級。一般情況下,他是沒有這樣的機會的。

穆旦歸國後,從工作的性質上認定,他是一個單位人,做一份活,領一份工資,吃一口飯,生活的拮据在他也是常態。晚年,他的日記曾記錄一個有意思的細節。

1973年,穆旦、周與良於天津睦南道147號

1975年10月6日,芝加哥大學時期的鄰居、政治學者鄒讜攜夫人盧懿莊來天津。當日穆旦日記記載:

去天津飯店(華僑飯店)見鄒讜、盧懿莊,有何炳琳同去,下午五時到達,同到鴨子樓晚餐(每人十元餐費),後到旅社又談一小時而歸,九時歸。

在鴨子樓共進晚餐,穆旦略帶吃驚地記下了“每人十元晚餐”的細節。十元在當時確乎不是一個小數目。這頓飯算下來,若以四人計,價錢自是不菲。經濟寬裕不到哪裏去的穆旦記下這一筆,應是敏感到了他與國外朋友之間經濟上的大差異。

四個月後,穆旦因病卧在家而向南開大學打了一份“申請”,申説家中的實際困難:

……我家現有困難如下:我年已五十八,最近右腿骨折,長子查英傳在內蒙插隊,次子查明傳曾因病休學多年,現在雖在上學但仍有低燒等症,經常須人照料,女兒查瑗在工廠當徒工,除三班倒外,還擔任社會工作,很少時間在家,因此家中確有困難。

查良錚 一九七六,二月

(此據手稿圖片錄入)

這是一份筆者偶然讀到的“申訴書”的最後一頁,豎寫。前頁未見,此件是否寫到經濟上的困難,未知。推測一下,如果查家經濟狀況良好的話,不是完全可以請人來家照顧嗎?顯然,查家此時尚開銷不起這筆計劃外的護理費。

(轉載時有刪節)